梅志：伴囚记

大病一场

© 梅志｜文

1934年胡风与梅志在上海

胡风这辈子，事业上或许是失败的，但他的婚姻却是最成功的。他娶了一个最好的妻子梅志。

有一次，何满子去聂绀弩家，聂妻周颖正好和梅志在通电话。两人很自然地谈起了梅志。对这个终身陪伴胡风的女人，聂绀弩给出了两个字的评价：“天使!”

作家何满子对梅志的后半生有一个概述：

1955年5月，因“胡风集团案”的牵连，帮胡风抄写过“三十万言书”的梅志，与胡风同日被捕，分别关押。直到1961年，梅志母亲病故，儿女无人照顾，梅志才得以“免于起诉”获得释放。而作为首犯的胡风，则被判了14年徒刑。

经梅志四处奔走，到1965年终于获准可以进秦城监狱探望胡风。这次相别十年的重逢，非亲历者难以体会。在一名干事的监督下，二人做了简短问候，梅志对胡风说：“你要好好地加强思想改造，争取早回家呀!”胡风反问道：“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？关在独身牢房里能改造好吗？”眼看胡风耿直的性格又要发作，梅志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时，胡风突然转变话题，说自己在狱中默吟了许多诗，都是给梅志和孩子们的。其中有一首写小儿的：“心纯如眼亮，稚子净无猜，晚饭刚刚吃，前门急急开；不知刑警到，当做客人来……”这正是十年前夫妇同时遭到拘捕时的情景。

1965年年底，胡风被释放回家，但两个月后，又被公安人员押赴四川成都安家，梅志作为家属也随同前往。

不久，文革降临，胡风被改判“无期徒刑，不得上诉”，先后押赴四川芦山劳改茶场和大竹四川第三监狱服刑。梅志原是“免予起诉”的公民身份，为照顾体弱不堪的丈夫，自愿充当“伴囚”。但1967年11月，胡风由芦山茶场押送至大竹监狱，是单独遣送的，梅志只能独自留在芦山。直到六年后的1973年，因胡风身体极度虚弱，精神崩溃，梅志又才被遣送至大竹“伴囚”。

比起1965年的重逢，这一次尤为惨痛。当时的胡风已经容貌大变，严重智障，梅志简直认不出他了。胡风“佝偻着背”，看上去比梅志还矮，早巳没有了过去的神采。胡风一认出梅志，立刻跪了下来，用哭声说道：“我快要死了！我对不起你呀！……”梅志当时的悲痛与绝望，可谓一言难尽。但这个天使一般的女人，此后却以最大的爱意，把胡风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。

这十多年的炼狱生涯，身心所受到的荼毒，实非局外人所能想像。梅志在冤案平反后，作为回顾，先后发表了《往事如烟》和《伴囚记》等纪实作品。这些作品不仅记叙了自己的悲剧性遭遇，也折射出了荒谬时代的历史色相。这些文字和她的性格一样，平实朴素，毫不渲染，更绝少怨悱。她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态：“要争理，不要争气。”

聂绀弩没有说错，这是一个正直、善良，宽容得如同天使一样的女人！她伟大得那么平凡，坚强得那么温存，矜持得那么谦抑，晶莹得那么平淡！让人深感上帝是那么的公平，他让一个人吃最大的苦，却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妻子。

下面的《大病一场》，是从梅志《伴囚记》中节选的一章，如果读者喜欢，我们再选登其余的篇章。

大病一场

胡风老叫头痛，但这又似乎不算什么大病。胡风精神好的时候，就坐在门口的平坝上晒晒太阳，看看报纸，有时也陪我在小路上走一圈。就是老叫头痛，真有点和1955年“红楼梦问题”之后，忽然得了的头痛病一样。但是，那时可以到北京医院去看病，又是电疗又是水疗。虽然不见效，但总可以寄希望于医生。而现在，只有希望他能自己忘了痛苦，忘了头痛了！

老冷提出要陪我们到山上茶叶队去看看，胡风强打起精神去了。从小路走不多远就能看到茶树，它们种在顺山坡挖成的梯坎上，一丛丛的，像大城市里的冬青树一样。现在是秋季，采茶季节早过了，正是它休养生息的时候，但那些被修剪得很整齐的墨绿色的枝叶，还是使人赏心悦目。这时，我忽然看到了一枝早开的白色小茶花，还是两朵并蒂的。这使我忆起了1942年春在广东东江游击队住的山寮附近也有几丛茶树，正开着这样的白色小茶花，胡风那时还特意采了一朵也是这样的双双开在一起的小花送给我。现在，我将花采下，很高兴地递给他，想唤起美好的回忆来使他心情愉快些。但他接过了花，只淡淡地用忧伤的眼神望着它。记忆犹在，但再也没那种心情了！没走多远，他就提出要回去了。€

回来后休息了一下，他坐下来给公安厅领导写了封信，表达自己刑满出狱后，还想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。信写好后，他几乎都起不来了。勉强起床后，仍说头昏、头痛，饭不想吃，也不想吃别的什么东西。

老冷可能感到严重，向场部汇报了。姜场长亲自来看他的病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后来对我说，叫医院的医生来看看吧（前几天来过队里的卫生员，给了几片药）。我当然同意。

下午，老冷就带来了一个中年医生和一个青年医生。那中年医生听了诊，量了血压，问了病情，说是感冒了，有点发烧，要我买点梨，榨梨水给他吃，因为他的嘴皮都烧干了。另外还开了几样药。青年医生没有看病也没有说话。

如果真的如那医生所说的仅仅是感冒，再加上突然被送到这么一个地方心情不好，所以才头痛，那么吃点药，病就会减轻以至好起来的。但是，药吃了，梨汁也吃了，仍说头痛得厉害，只想躺着不想下床。勉强吃了一点我给他熬的稀饭，人显得从来没有过的衰弱。如果身体随之垮下去，那可怎么得了！€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，他是很少生病的。只要一病倒，他就“□哟，□哟”地叫个不停（“□”是他乡下土话中的“妈”）。等吃了点药稍好些，才安静下来，以后还得给他吃几天好的、他喜欢吃的饭菜，很快身体就复原了。

而现在他变了，病倒了，只是一声不响地躺着，不提任何要求。这倒使我觉得为难了。第二天下午，老冷领着昨天那青年医生和另一位中年医生来复诊。老冷向我们介绍说是医院的院长。我看他在量血压时总在观察那水银柱，我猜一定是血压有问题。送出房门时，我就直接问他。他告诉我，高压不算高，不到200，但低压很低，只有50，所以他头昏，云云。开了“血的平”。这下子可对症下药了，我这样信赖着。

傍晚，胡风的精神似乎好些了。要我扶他起来，在藤椅上坐着，翻看这几天的报纸。看到了毛主席的指示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”又看到了批判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李达的文章。他放下报纸，沉默了好久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“真不知文化大革命要革到哪一天？还出现了武斗，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吗？李达不是主席都十分器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吗？……唔，可能是因为反对‘顶峰’……”他双手抱着头，颓然地靠在了椅背上。

耽了一会儿，又躺下了，并且连粥都不想喝。我吃完晚饭就下去将这情况向老冷汇报了。

这天半夜他忽然醒来说要大便。我将痰盂放好，扶着他。但等了半天，并没有解出来。等我扶他起来时，他却并没随着我的手向上站，而是身子向下倒。我扶不住了，急忙喊，“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他自己似乎也在挣扎着想起来，嘴里还嘟嘟嚷嚷地说，“怎么了，腿一点也不听话？硬是站不起来。”透过朦胧的光线，我看到他脸上还带着笑容，好像也在感到奇怪。我觉得，这可不对劲！赶快说，“你别使劲了，快扶着我，让我拉你上床吧。”总算是拉着他靠到了床边，我把他的头放在枕上，再慢慢地搬他的双腿，这样才平躺下了。

他倒好，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我坐在旁边一直望着他到天亮。这时，我不得不去找老冷告急了。我将夜里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并说，“他血压不正常，万一发生脑溢血，就会半身不遂，瘫痪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……”老冷觉得很严重，但他反而责怪我，昨夜不该不去叫他，出了事要我负责，等等。真是天晓得！我无心和他争论，又赶回屋去了。万一胡风醒来翻身掉在了地上，就更麻烦了。

还好，他仍安静地躺着，还发出轻微的鼻息声。这时，窗外射进了一丝阳光，照在他身上。由于这几天生病，眼睛凹下去了，鼻梁也就显得高隆了起来，过去那份桀骜不驯的气概没有了，脸型倒像是古希腊雕塑的神像，线条分明，显示着一种静穆的、安详的美。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像这样，不由得身上一阵发颤，连心都紧缩了起来。可别这样离我而去啊！不，我决不能让你比我先走！你还有许多事要做，你还有许多话要说，对我说，对大家说，诉说你这一生的遭遇，诉说你这十几年来的不平，你不能带着这不白之冤，轻易地离开人世呀！众口铄金，曾参杀人，这些以假乱真的事情在你身上该有多少啊！将来谁来和你分辩？只有自己才能说得清，……你要活下来，恢复你高大的身影！我不敢抱着他痛哭，只有坐在他身旁饮泣。

我就这么地一直坐着看着他，不敢离开。既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……直到老冷陪着那位年轻医生进来，并且吩咐我准备去医院，我才吃惊地站了起来：“怎么去医院？哪里的医院？”“不远，就是这里的。你赶快收拾一下东西，带上一切应用物品和换洗衣服。”这是青年医生告诉我的。老冷又加上了一句，“忘了带也没关系，随时可以来拿的。我陪你们在一起。”

我赶紧叫醒胡风，告诉他要去医院，准备替他换一身干净衣裤。但他可能是由于受了凉还是别的什么缘故，还没来得及下床，就说“不好了……”，一阵恶臭从他身下发出。不用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只好连忙给他擦冼，换衣服，换床单，然后又提着那些脏东西去水坑洗干净。这时，他们已等得不耐烦了。派来了两个大汉子用竹竿绑成的担架将他抬着，青年医生在一旁照应，我和老冷拿着杂物随后跟着。不知翻过了几座小山，还经过了一处营房。大汉问，能通过吗？青年医生过去打了个招呼，就让我们从那里穿行，节省了一大段围着山打转转的弯路。看来他们是感到危急了。路很泥泞，我也不去管它，只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。

医院在一座山的平坝上，原来是一座不小的庙宇，现在又建了一排排的平房。我们住的是一间有两张床的病房，房子不大，但很干净，有一桌两椅，还有台灯。白色的床单上印有红十字和苗医二字。我刚安排好胡风躺下，放下了杂物，就进来了一个老干部，是北方人，他自己介绍是X副场长，就住在隔壁，说有什么事可以喊他。原来，我们住的是场部的干部病房。

那位中年医生和院长都来看过。量过了血压，就嘱咐我要多加注意，千万不能让他跌下床来。我就一直坐在他身旁守着。老冷为我买好饭票，要带我去吃饭。我怎么走得开呢？又不能要他给我送来。我只好将两张椅子放在床旁拦住病人。这时不由得我又想起了远离亲人的不便！

这两天在下着牛毛细雨，路上泥泞滑溜。去食堂的这一段路简直像在冰场上学步，无法下脚。我越是害怕越是踩不稳，差一点摔个大马趴。幸好用手扶住了，才没将饭碗打碎。老冷他们却走得很快，直叫我不要怕，快点走。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，奈何不得。多亏有一位女同志递给我一根竹棍，我拄着它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食堂。饭自然是无心吃的，吃了几口我就端起碗赶快往回走，真怕他会跌下床来！

他躺着很安静，只睁大眼望着我。问他想吃什么，他摇摇头。后来，院长说给他冲碗藕粉吃吧，又给了我一袋葡萄糖。他勉强吃了几匙藕粉。从昨天下午到这时，就总共吃了这么点东西，又疲乏地沉入了昏睡中。

进了医院，我就放下了一半的心，反正出了危险，总会有人来抢救。这两天我实在太乏了，也就倒在床上睡着了。半夜里，忽然有人叫醒我。一看，进来了好几个人，有姜场长和医院院长，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。姜场长对胡风说，“领导上派地区医院的医生来给你看病了。”胡风很有礼貌地说，“这可实在不敢当！麻烦领导上为我操心，你们深夜赶来，我真过意不去。”医生和场长都说，“这是我们的工作嘛。”医生要看病，胡风当时就想坐起来，被医生拦住了，让他躺着听心肺。我很奇怪胡风怎么一下子神志变清醒了，也有力气说话了呢。这是几天来所没有的。

那女医生问了问病情，又问院长这几天诊断的情况。院长说，负责看病的医生会整理一份病历给她。她提出，先打一针，明天再看情况。她的结论是轻微的脑溢血，如不再恶化可以没事。现在主要是要注意护理。他们告诉她，我是他妻子。她就直接和我说，“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让他栽倒。要不停地为他翻身，睡久了得了褥疮可受罪罗。不想吃饭，就多做点肉汤、鸡汤、蛋花吃嘛，但要吃易消化的食物。只要不发生意外，很快就会好的……”

他们临走，胡风还一再说着感谢的话。我送出房门时，才发现外面正下着大雨，他们穿的长统靴在屋里留下了许多泥脚印。想着他们在深夜里走这种烂泥路来为胡风看病，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。几天来的担惊受怕，都过去了，一下子看到前面有了一线光明。胡风虽然病得这样厉害，但脑子看来还没有糊涂，这也使我高兴。

第二天我在食堂吃早饭，看见那女医生也在用餐，听到她和院长谈胡风的病情。院长说病历正在抄，女医生提出想和那中年医生面谈，院长说，“那是个犯人医生，不过倒是医专毕业的。”

十点多钟时，女医生来复诊。她用手敲打了胡风的四肢，看了看他的眼睛，问他有什么感觉。他说，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后来又打了一针，说要长期服用“降压灵”，不要吃“血的平”。她告诉胡风，没什么问题，只要静养，能吃尽量多吃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胡风又向她说了几句感谢的话。最后，她又再一次嘱咐我，要记着天天给他擦身，不时地帮他翻身，千万不能让他长褥疮。今后一定要留神，不能让他跌跤……。我只是频频地点头，眼睛被泪水模糊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因为我一说话就会哭出声来！

医生走后，胡风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但他一天要解几次大便，这就苦了我。到厕所去倒便盆得爬过一个坡。上坡我还能一手托盆，一手扶着地爬上去。但要下来到附近水坑里去洗便盆，这可是一条更滑溜的泥浆路了。有一次，一连跌了三跤，才滑到那里。我想采几片蓖麻叶衬着盆，可以减少来水坑洗了。我刚采下，就听见了一声叫喊，“不许摘叶儿，它明年还要开花结子的。”原来是一位干部正在对面坡上望着我，我刚才摔跤时他还幸灾乐祸地大笑呢。

胡风两天后就不拉稀了，并且完全清醒了。一天早晨，他睁开眼睛就准备下床。我赶快按住他，他奇怪地望着我。我说，“你病还没好呢。”“我病了？我们怎么住在这儿了？”好像做了一场大梦忽然醒来的样子。我就告诉他这几天的情况，还说，深夜里姜场长陪一个女医生来看病，他怎么有礼貌地说话，等等。他茫然地说，“不记得了，没这回事。”但是，他又不能不承认现在是住在医院里。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会话，就又头晕了，支持不住躺倒了。

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不寻常的病情：眼睛看东西朦朦胧胧的，细小的简直看不清。这才承认自己是病了，还病得很厉害。院长来看他，他也能说说自己的病情了。院长告诉他，可能是眼球神经受了损伤，也可能是因为身子虚弱。不管怎么样，神志清醒了就再好没有了，要多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

托老冷在赶场时买了只母鸡和许多鸡蛋，又请他替我买了双长筒胶鞋。有了胶鞋，我总算能在这泥滑的山路上稍为自由地行走了。

四五天后，胡风居然能下地，在坝子里走动走动了。大概，吃了鸡汤下挂面和许多鸡蛋，也起了些作用吧。到了“十一”国庆节那天，医院里看不出有什么喜庆的表示，连红标语都没有。不过，住院的犯人吃了一顿猪肉面条，参加劳动的能休息一天。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来了，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刑满就业人员。

过节，食堂里也多了好几个菜，我每样都买了一份。有一种烩什锦，内中有鸡块、肉丸和鱿鱼等，干部们嫌腥气价又贵，司务长劝我多买几份，结果我买了三份一大碗。胡风和我就这样在病房里度过了1966年的国庆节。

我们坐在坝子上想从头上挂着的大喇叭里听听北京的游行盛况，更主要的是听听中央首长的讲话。可能是离得太远了，根本就听不清林彪的讲话。几天后，我们才从报纸上看到，“十一”毛主席检阅了一百五十万游行大军，林彪作了重要讲话，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。也就在这时，院长来暗示，胡风该出院了，说，过几天天晴了，路好走了，叫一个大汉来背他回去。我一听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怎么用人背呢？立即说，“他可有一百四五十斤呵，用人背，我不放心。”

我在医院门口见到过用背架子背人。有的犯人进医院就是被人背来的。在背架子上放一块长木扳，病人横睡在板上，就这么翻山越岭地背到医院了。出院时就不用横板了，病人反腿骑在背架上，居高临下，双手抱着背架前面的两个支柱，就像小孩骑在大人头上一样。

明摆着的是，他们不愿用人抬他回去，又不愿让他多住几天养好身体自己回去，就想出了这用人背回去的办法。我觉得这样太危险、也太不像话了。胡风说，“这才合我的身份嘛，你生什么气！”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意思。但我不能同意这样做。正好，屋旁有一个破竹篱笆，那竹竿很粗，我就要胡风用它当拐杖，先在坝子里练习走路，一定要自己走回去。

第二天又来说了，“趁现在天晴了，我叫那大汉来吧！他能背二百斤重的农药，不会出问题的。”我说，“这是人，不是物。我们可以自己走回去，用不着人背。”他听我这口气，只好作罢。

最后，还是决定趁着中午天好走回去。有一个干部自告奋勇地说，有一条好走的平路，他可以陪我们一道走，并且还找来一双长筒胶靴给胡风穿上。这样，我和老冷，还有那位干部就一起出发了。临走时，医院还给胡风开了两斤葡萄糖和别的一些药。这对我们真是不小的帮助。

胡风拄着竹棍，前面一个人拉着，后面一个人保护着。我就背着杂物，也拿一根竹棍。我们在看上去已干了的山沟里走着。这种路很特殊，像我这种没经验的人，就想往干处踩，谁知干泥下面正是一滩烂稀泥，会溅你一脚，甚至使你跌跤。会走的人是踩着前人的脚印走，这样，即使有泥水，但是，不滑不下陷，最多在你脚下加上一层泥巴。每走一段路，你就得找一处干燥的地方坐下，清除脚底下数斤重的大泥块，然后才能轻装上阵！

我这是第一次领教了这种路，更是第一次深有感触地体会到了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这一真理！我们在山沟里转了大约有一个多钟头，才上了大路。所谓大路，是铺石子的可以走汽车的路，从那里到我们的住处就好走多了。看着许多背背兜和木架的行人轻快地在路上走着，我们也就都加快了步伐。

走到可以望见我们住的小山头和那上面的小房子时，心里不由得“嘘”了一口气，有一种总算到了“家”的感觉。但老冷却把我们领到他住的屋里，说是这里背风，冬天好过些。屋子里已给我们布置好了，我赶快扶胡风进屋坐下。看着他几乎要虚脱的样子，心里真是难受！水瓶里还留着水，温热的，我就赶忙为他冲了杯葡萄糖水喝，扶他上床躺着。他还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呀，终于走完了这段泥泞滑溜的路，这在我们就是一大胜利！

我们回到了这暂时属于我们的家。老冷说，他住在上面，有事叫一声就能听到的。又告诉我，等会儿我到一队去看看，以后准备让我们就在一队搭伙，由他陪我去打回来吃，比较方便些。同时，也为我们准备了炉子和柴炭，我就可以烧开水、熬粥或炖鸡……想得可真周到啊。

从我现在的住处爬一个坡就到了大路，沿大路走一二里路才到一队的门口。穿过一个大坝子，周围的小矮屋是犯人的住处，要走到上面才是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。老冷带我去见过司务长，买了饭票。买好了饭菜，放在铝锅里，赶快往回走。到家时，饭和菜倒都还是热的。菜的味道不错，胡风吃得很香。这样，吃和住两大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。但愿他能早日恢复健康，过上安宁的日子！

责任编辑：徐敏

文字校对：李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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